當下和因緣

By , 2015-02-19 10:13 下午

列印我對健康不平等的關心,始於1980年在公共衛生學苑上發表論文:臺灣縣市衛生狀況之評定,之後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就讀時,也曾以分析個人社經地位、地區社經發展與死亡三者之間的關係為博士論文題目,雖然最後因為現實問題而放棄。

1984年回國後,醫療保健政策成了我的教學與研究重點。1986年,因緣際會下我被聘為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兼任研究員,再過兩年受邀擔任行政院經建會專任顧問,與楊志良和吳凱勳兩位教授共同主持全民健保規劃專案。在規劃期間,有一件事令我特別訝異,那就是發現:加拿大衛生部長Marc Lalonde,竟然在自己國家實施全民健保後不久即發表白皮書: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Health of Canadian,而且竟然意外揭開全球健康促進運動的序幕。

這本俗稱Lalonde報告的重要性,在於提出健康領域概念,將健康決定因素分為生物遺傳、環境、生活方式及醫療照護等四大類,並且認為這四類因素對國民健康都很重要。由於當時工業化國家包括:加拿大、美國、英國等,無不以醫療照護為顯學,因此我不但佩服Marc Lalonde的勇氣與智慧,而且還從Lalonde報告得到走出醫療改革框框的啟示

我告訴我自己:雖然全民健保可以保障就醫人權,但全民健康才是公共衛生的終極目標,所以必須回到關心健康不平等的初衷,而公共衛生又一向強調預防勝於治療,所以也要以健康促進為依歸,才不會本末倒置。1994年,我與余玉眉教授共同發表論文:健康促進――國民健康的新方向,又回到那條少有人走的路。

俗話說:頭若洗,就要剃;既然下了決心,我想就先從調整研究議題著手,於是開始分析台灣的健康不平等現象,特別是收入不平等、社會階級和地區剝奪等社會決定因素的作用。1999年,我的論文:台灣經濟轉型下收入不平等與死亡關係的改變,登上英國醫學雜誌,給了我很大的鼓勵。

但我也發現早期在專題討論課堂上,我的學生報告有關健康之社會決定因素研究計畫時,其他教授常常問他們兩個問題,即:怎麼這麼簡單,是不是還有許多其他因素沒有考慮?以及這跟公共衛生有什麼關係,衛生政策應該如何介入?以上述發表在英國醫學雜誌的論文為例,雖然利用複迴歸分析,但並不複雜,因為只有兩個自變項:平均家庭可支配所得及收入不平均指標,而且似乎與衛生政策也沒有任何直接關係。

為什麼當時大家會提出這樣的問題?或許是國內過於強調個人健康行為及聚焦醫療照護的緣故。然而,國際上在千禧年來臨之前,就已經重新普遍關注大社會環境的改變,特別是貧富差距擴大對人口健康的影響,所以2000年當我從古巴參加國際均健學會成立大會回國後,便決定在所上開課――課名:社會與健康,內容:介紹健康不平等概念及社會決定因素。

遺憾的是,第一次開課卻因為選課人數太少而流產。我檢討自己,發現以前開的課只有正常版與加強版,但是社會與健康或許需要定位為開胃菜,因為這堂沒人開過的冷門課,對於那些好奇、又想了解的學生,我想最好讓他們一開始就感到有趣,而且不要被一大堆文獻給嚇跑。另外,隨著數位時代的來臨,我相信學生只要有學習動機,尋找文獻並不太困難。

現在我的課或多或少都會有開胃菜的影子,而開胃菜策略之一就是上小菜――提供學生短篇文獻。本書就是這幾年我寫的短文選集,包括2篇總論、16篇社會與健康短文、21篇全民健保改革短文,以及3篇人生偶拾附錄。

這些短文大都是為報刊、雜誌而寫,有的是專欄邀稿,也有的是民意論壇投稿,但都以入門讀者為對象,包括學生和一般大眾,希望引起大家的興趣和關心。讀者若對短文的參考文獻有興趣,請到我的部落格,閱讀同一文章,並使用文內超連結;部落格網址:http://2020hfa.blog.ntu.edu.tw/sdh2016/

回顧過去三十年,我的學術生涯從研究全民健保,到探討大社會環境對全民健康的影響,我的教學策略也從提供學生磨練機會,到引起他們的學習興趣。我改變了我自己,也可能影響我周遭學生、朋友和路人,而大家的回饋,則是我繼續前進的力量。一切,感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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