青杏獎得獎六年後感言

By , 1997-02-19 10:37 下午

My First Office 1984「逝者如斯,不捨晝夜」,剎那間,六個年頭已過。回想當年領獎時,雖未許下報告感言的心願,此刻卻十分感謝青杏基金會,安排這個讓我檢討自己的機會。

教授升等路上跌一跤

六年來,有兩件事情一直掛在我心上。第一件,我稱之為「脊髓損傷 (spinal cord injury, SCI) 症候群」。我壓根兒不認識SCI syndrome,直到1993年提出升等申請時,才領教這玩意兒的厲害。

據說,1980年代初期,榮總選擇了SCI指數做為與台大競爭的標竿,並且在「重賞」的策略之下,其SCI指數很快就超過台大。消息傳開以後,台大醫學院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壓力,決定將SCI指數做為教師升等的依據,並且沿用至今。現在,國科會甚至以SCI之國際排名,做為我國科技進步的指標。

或許是無知,過去我從未在SCI期刊投稿,甚至還將英文稿中譯,改投國內期刊。等到開始計算自己論文「點數」時,才發現國內期刊原來如此「無價」。

接著,我就像剛聽到醫師告知罹患絕症的病人一樣,實在難以相信自己得了SCI syndrome,於是又找了一大堆藉口來安慰自己。例如:怎麼可以拿衡量自然科學的人的尺,來衡量像我這樣應用社會科學的人呢?難道他們不知道應用社會科學重視的是本土性、地區性的研究,不像自然科學追求的是放諸四海皆準嗎?有時候,我也會諷刺性幽默一下,請別人猜猜公衛教授中,哪一位的SCI排名第一?(您若猜陳建仁教授或王榮德教授,那就錯了!)

但是回頭想想,無論是自我安慰或憤憤不平,都無濟於事。第一,雖然升等論文計分與SCI分數扣在一起,是院內主流派的主張,但卻是院外學術競爭壓力使然。(這件事的對或不對,則另當別論。)其次,對於排名或許見仁見智,但整體而言,SCI期刊名單上不乏傑出期刊。我沒有完全的理由,堅持祇在國內期刊上發表論文。於是自1993年暑假,我開始向國外期刊投稿,迄今為止,一共投了五篇,除了一篇仍在審查中外,其餘四篇皆已刊出。

在此,我無意炫耀這些少的可憐的「成績」。向國外期刊投稿,最初動機也祇是為了面對現實,而我最希望的則是可以因此而遠離SCI syndrome。事實上,我得的還不是普通的SCI syndrome,而是嚴重的SSCI syndrome(以美國為例,每四篇SCI論文才有一篇SSCI論文)。但是,現在似乎有人會錯意,以為這祇是個好的開始。善哉!善哉!SCI syndrome何時能了?

挑戰健康不平等

第二件事,我稱之為「四十歲來臨前的迷惑」。1991年,領青杏獎時,我35歲。翌年,我又得到十大傑出青年獎。看起來,似乎一切順利又風光。誰知道,1993年我的升等案,在院教評會投票表決之前,就已經被刷下來了。這樣的結果,帶給我不小的衝擊。除上述SCI syndrome外,我開始問自己:「到底要追求什麼?」

1984年我返國任教時,適逢國內衛生政策開始蓬勃發展。秉持走入社會學習的理念,我一頭栽了進去,從群醫中心計畫的評價,到全民保健制度的規劃,不但身歷其境,而且參與期間。忙來忙去,沒有好好自我反省。

走過四十歲來臨的迷惑,現在我的心理已經大致有譜。第一,專業上我一直以醫療體系為研究領域,尤其著重於探討醫療資源的供給、分布、組織與利用。未來,我不可能也不會一下子就離開目前跑道,但是對向來強調「預防勝於治療」的公共衛生工作而言,健康促進應該是更值得我努力的領域。事實上,發表論文「健康促進:國民健康的新方向」,可以說將上述想法付諸行動的第一步。

其次,雖然跑道會調整,但是對健康不平等的關心將依然不變。想當初,決定到經建會參加全民健保的規劃工作,部份原因就是自己在研究中發現:(1)增加醫療資源,並沒有辦法解決公平就醫的問題;以及(2)有保險的人就醫次數比沒有保險的人高出一倍,而沒有保險的人又以最需要醫療照護的小孩與老人居多。其實,公共衛生的精神原本就是,不斷對無法接受的公共健康危害進行挑戰,以達「均健」的目標。未來,我希望研繪台灣的健康地圖,並且探討造成國內區間健康不平等的社會力。

最後,我告訴自己要做點「傻事」。很幸運,我沒有落到被SCI控制的進步,所以這幾年還作了一些自己覺得相當有意義的事,其中包括:整理台灣醫療保健制度的發展經驗,參與台大長程校務發展白皮書的撰稿工作,以及擔任行政院顧問,協助政府推動全民健保。未來,我希望不要忘記自己是一名知識份子,應該盡點社會責任。

以上是我得獎六年來的一些感受以及對自己的一些期許。往事已隨風「飄」,未來又有誰知道? ”Que, sera sera…..”。

 

* 原文載於青杏醫學文教基金會十周年特刊,199723-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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